这种矛盾集中反应在各种评论之中。有人说它“总结了《英雄》和《十面埋伏》的经验”、“故事充满了强烈的戏剧冲突”，也有人说它“花几个亿把《雷雨》搬到五代十国时期，简直是在强奸历史”；有人夸奖它“展现了王权和人性的深刻矛盾”、“许多场景令人回味无穷”，也有人批评它“缺乏基本的人文意识”、“场面设计还是那个'开染房'的老路子”；就连最直观的演员表演，论者也是冰火两重天：有人认为演员的表现可圈可点，“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”，有人则批评巩利的表演是老套路，“怎么看都有菊豆、秋菊、孙丽英、周渔的影子”，说“比起《安娜与我》里那个严肃威仪而又温情脉脉的国王，发哥在《黄金甲》里大失水准”。更鲜明的对照则是在对《黄金甲》的总体评价上--有人说它“完成了对国产大片的拯救”、“是武打路子的终结性巨作”，有人却说它暴露出中国大片“在艺术上逐渐怯懦，在创新上逐步僵化”。 两相对照，真是一个天上、一个地下。

　　平心而论，指向各异的评论各有自己的道理。你可以批评《黄金甲》“是《雷雨》的跨时代移植”，因为谁也否认不了情节的惊人相似；但《时代周刊》说它是“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中受益匪浅”也是对的，因为这里并没有令人反感的原样照搬。你可以批评它场面太过宏大有违历史的真实，但为什么就不能看成是注重视觉冲击、营造戏剧化效果呢？你不妨认为它在揭示人物内心、塑造角色性格方面缺乏深度，是“没有人文追求”；但那个血腥屠杀之后歌舞升平、颂歌盈耳的场景，难道不是对“王权与人性冲突”的最佳诠释和无情揭露吗？事实上，我们很难说哪一种说法更高明、更深刻、更“本质”。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--不再有异口同声，不再有舆论一律，不再有什么定于一尊的“本质”，利益主体的分化和价值判断的多元，是这个时代人性化的进步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中，中国社会正在整体转型，商品化的意识反映到各个领域，也不足为怪。张艺谋说得很坦率：“国际市场目前只有古装动作还好，而且也还是挑挑拣拣，要看班底、看明星、看制作，都还好的才能收回成本。我们自己的市场容量有限，一个三个多亿的大片，国内市场要七、八个亿才能收回，怎么可能？所以目前只能用这种国际市场认可的类型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这样才能收回投资，保证中国电影市场有一个良性的循环。”这种面向国际市场、对投资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又有什么不对呢？